程光炜 《鲁迅评传》
曹聚仁著
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4月出版
鲁迅去世不久，周作人就著文声称，勿把他当作“神”来看。但事与愿违的是，后人却一步步把鲁迅推向了神坛。这本书之所以耐读，是因为它谈鲁迅的社会观、政治观和文艺观时，既不夸张，也不护短；既崇敬他思想的伟大，又把他看作有缺点的常人。而且作者有史家深厚的眼光和笔法，所以虽文字简约，却处处是夯实的材料，给人点墨成金、蕴涵丰富的感觉。看来好书通常都不是高头大论，也不是对真理“稳操胜券”的姿态，它第一要好看，第二应该真实，第三才是有人所不及的见识。
赵本夫 《美国的历程》（上、下册）
（美）J·布卢姆等六人合著
杨国标张儒林译
商务印书馆1995年2月出版
这本书是当前美国高等学校通用的美国史教材。编著此书的J·布卢姆等六人多是在美国享有盛誉的史学界专家、教授。在当今世界，美国已成为必须面对的一个国家，人们是如此多地谈论美国和美国人，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作为深刻影响着整个世界的生活，美利坚民族很多奇特的思维逻辑、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究竟是怎么形成的，看了此书也许会有一个答案。要想真正了解美国，必须了解它的历史。《美国的历程》值得一读。
郭宏安 《方法、批评及文学史》
居斯塔夫·朗松著 昂利·拜尔编
徐继曾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
我们要感谢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昂利·拜尔，他为我们编了一本居斯塔夫·朗松的文集，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原来法国新批评攻之不已的朗松主义并非如此“专断”、“僵化”。朗松的方法并不是“大包围圈式的”，并非“以为弄清了作家的鼻子的形状就弄懂了作品”，而是从“真实”出发，将作品的评价置于客观的事实之上，在下结论之前，要尽量收集全面的、不容置疑的材料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辅之以个人对作品的“品尝”，因此，朗松的批评是一种兼顾内外联系的批评。
这部文集收有朗松28篇文章，有论述文学的一般问题的，也有评价具体作家作品的，其中有些篇章是一般人难以见到的，殊为珍贵。文集的编选完成于1964年，正是所谓的朗松主义备受攻击之时，这不但需要睿智，还需要一种勇气。朗松的方法世称文学史方法，50年前曾受到法国新批评派的猛烈攻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很难摆脱掉它的光芒。无论批评的新方法，还是文学史编著的新路数，都还得以朗松作为参照。当然，谁都不会以为，朗松的方法是一种无懈可击的方法。
《驳圣伯夫》
马赛尔·普鲁斯特著 王道乾译
百花州文艺出版社1992年4月版
这是一本不使用批评语言写出的批评著作，全书充满了经验的描述，因为普鲁斯特在文学创作中不相信“智力”，不相信“理性”，他宁愿把支撑创作的原动力给予“回忆”，给予“梦幻”，给予想象力。为了驳斥圣伯夫，他盛赞奈瓦尔、波德莱尔和巴尔扎克，这些“圣伯夫不重视、不赏识的同时代人”。他喜欢奈瓦尔的“梦”，喜欢波德莱尔的“悲悯”，然而对于巴尔扎克，他喜欢的却是他的“真实性”，当然，他偏重于巴尔扎克的主观的、内在的真实性。
普鲁斯特被誉为“主题批评的创立者”，他在文学批评上的主要贡献是对作者的“社会之我”和“内在之我”加以区分，指出：一本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产物，而不是我们表现在日常习惯、社会、我们种种恶癖中的那个“自我”的产物……。这另一个自我，如果我们试图了解他，只有在我们内心深处设法使他再现，才可能真正同他接近。但是，他在反驳圣伯夫的时候，仍然不得不借助于对他性格的分析，而他的性格是表现在“日常习惯”中的。这说明，“社会之我”和“内在之我”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圣伯夫的“传记批评法”自有它存在的道理。
洪子诚 《革命·历史·小说》
黄子平著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作者说，这本书的写作历经七年，“实际上是对少年时期起就积累的阅读积淀的一次自我清理”。去掉书名上的分隔号，“革命历史小说”可以看作作者对50－70年代“生产”的一批小说的类型命名；保留分隔号，则提示了革命、历史和小说这三者在20世纪中的互动关系：小说是如何讲述历史的，而革命又如何改变我们想象、虚构和讲述历史的方式。因此，书中就不仅分别解读《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家》、《子夜》、《故事新编》等文本，而且历时地比较文本之间的演化、变异。作者的注意力，主要不在对于历史（被讲述的历史，和讲述的形式——小说）的价值辨难、判决，而是把这种讲述（被研究的文本）“放回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意义架构。另一重要特点是，在“历史”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上，重视对“中介”的寻找：时间、身体形变、性、宗教修辞、病等，是他所发现的用来探讨这一论题的有效切入点。
《边缘阅读》
黄子平著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书中收入的大部分是书评，也有他在八、九十年代间编选中国年度小说选写的序言等文字。诚如作者所言，“边缘”一词“如今已成学院理论滥调”，“中心化”得很，也时髦得很。不过，这个词用在这里还算合适。“边缘”，是一种阅读策略，即留意文本的字里行间，发现文本的空隙、裂缝；“边缘”也可能是一种阅读心态。书中说，我们“现代人”“坐下来的时候从不看风景，看风景的时候再也不肯坐下来”。黄子平大概是能坐下来看“风景”的了，因此能出入于书里书外，看到缝隙，闻到“肉身气味”，写出精妙的感觉和机智的理性。文章长短不拘，但大多一千字左右。没有烦人的套话和八股格式，也没有“全球化”之类的理论。涉及的作家（如林锡嘉、许迪锵、西西、何福仁、王安忆、莫言、阿城、沈花末、韩少功、余秋雨等等），有熟悉的，也有不大熟悉的。读过这些批评文字，会把他们的作品找来读或重读吗？很可能，但也说不定：因为这些批评文字已拥有自身独立的价值。
陆建德 《诗经名物新证》
扬之水著
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
当我们读到古代文学作品中无数起居服用的名词时，往往生出一种茫昧感。20世纪的大量考古发现为理解这些名词以及它们背后的生活图景提供了很多线索，沈从文先生早在60年代就有意撰写一系列名物新证，但未能如愿。这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大有前途，亟待拓展，扬之水的《诗经名物新证》是这方面可喜的尝试。作者在各种考古成果中钩沉抉微，融会综合发掘者的考订和前人的有关注释，释读了《诗经》中16篇作品，时有新见。我国古代器物充满了“寻常的精致”《杨泓、孙机书名），探究这种“精致”是一大乐事。扬之水的散文笔调里流露出一种无私的喜悦，这纯粹的兴趣在一个文物收藏家的贪欲恶性膨胀的年代是格外感人的。
李庆西 《欧洲与中国》
（英）赫德逊著 王遵仲等译
中华书局1995年4月出版
本书叙述十九世纪以前欧洲与中国交往的历史，对于专治中西交通的学者是一本重要参考书，但是一般读者亦可作为知识性读物置于床榻几案，其可读性不差于叙事散文。书中追溯西方人最初在向东方跋涉的那段历史时，特别强调希腊城邦文化中滋生的重商主义的开拓精神，是“神圣的贸易权利”使西方人在走近中国的过程中成了主动的一方。当然，作者并不讳言这种主动有时是以坚船利炮开路，充满霸权主义的血腥。所以书中的若干论点多少带有一点道义上的忏悔意味，或许这是作者一再提示中国古代文明对西方世界如何产生影响的叙述动机。如果说，中国文化参与了欧洲文明的形成还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那么对儒家伦理思想的辩护则透露了作者对资本主义的价值反思。有意思的是，尚处机器工业时代（本书成于1931年），作者似乎就已预见“全球化”的前景，面对不平等的发展态势，回视一种失落的文明，不由发出深深的慨叹。
邱华栋 《伟大的中国革命》
费正清著刘尊棋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
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这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的《费正清文集》中的一种。费正清这书的副题是“1800——1985年的中国革命”，因此他描绘了近二百年来的中国社会的变化，他认为将这种变化称为“革命”是最合适的。这本书十分好读，20多万字的容量，但论及200年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真知灼见随处可见。而且由于费正清写这本书是面向西方读者的，所以在描述中国的情况时，他常用西方的近似情况作比较，因此显得十分生动有趣，是“比较史学”的一本绝佳之作。读完这本书，我的感觉是中国对全球化仍是半知半觉，我们现在不过才刚刚开始融入一个全球化的潮流当中，而走到今天，我们都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来“革命”。
陆天明 《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
徐友渔 陈嘉映 周国平 尚杰著
三联书店1996年4月出版
处在巨变中的中国缺什么？可以说什么都缺，但我意，最缺的还是思想，还缺一种踏踏实实进取，力求自我突破的人生姿态。四个在各自专攻的哲学领域里卓有成就的中年学者精诚地走到一起，“针对当代英美与德法哲学传统表现在语言问题上的差异，作出跨度较大而又细致周密的比较研究……堪称我国学者郑重而又及时的一次学术回应”，“为我国学术界填补了一项空白。”（赵一凡语）尤其难得的是，他们把如此重大的一个哲学问题梳理得如此简明清晰，要点突出，使你不仅知道了语言哲学的由来和走向，甚至对整个西方哲学演变的重心，也了然于心。即便像我这样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对语言哲学知之甚少的人，读来也兴味盎然，恍若大悟。自以为接受了一次思想的训练，给自己思想的武库增加了几件重要的“武器”，每每掩卷之后，常有一种乐不可支的感觉油然而起。这种享受阅读，享受思想的经历，在我真还是并非经常可遇见的。
关正文 《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
戴锦华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90年代，大众文化无疑成了中国文化舞台上的主角，在流光溢彩、盛世繁华的表象下，是远为深刻的隐形书写。”——这是本书最后一段中的点题之笔，而全书所完成的，正是对大众文化的繁华表象下的真实所指的解析。什么是大众？难道在90年代的中国已经形成了真正的“大众文化”？那些在阶层的分化中落入最低处的人们，尽管在数量上仍然占据绝大多数，却几乎完全丧失了在文化表达中的份额，甚至连“大众”之名也被篡夺、被冒用，这就是所谓“大众文化”的迅速扩张背后隐藏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知识分子，无论是真诚抑或言不由衷地为大众文化的降临欢呼，还是坚持着精英的姿态俯瞰众生，都是一种对自身责任的放弃，并意味着放纵自己也成为种种文化闹剧中的角色。而作者作出的选择，是第三种：关注，并批判。这，大概是90年代所能允许一个知识分子所能做到的极限。她冷静而清晰的声音不啻给90年代的燠热注入了一剂清凉。尽管作者保持了她文风的一贯晦涩，大大妨碍了本书的可读性，然而我要说，坚持认真读完它，必定受益多多。
邱志杰 《楠溪江畔古村落》
陈志华文 李玉祥摄影
三联书店1999年10月出版
《徽州》
王振忠文 李玉祥摄影
三联书店2000年1月出版
头一眼在书店看到这两本书就知道它非成畅销书不可，这样的话题和画面，只要印刷品相过得去，定价并不显得偏高，如今一本纯文字的书不也得三十块钱？其实说穿了它就是用做杂志的心理来做书，逮着了你心里的情节，那些个对于满街满墙的“拆”字痛心疾首的有文化的人们看了，能不从心窝里爱出来？建筑即人，人即建筑。作为建筑物，今天的家经常被设想为一套两居室三居室，一个厅一个厨房阳台卫生间的单元公寓，我们已经住了若干年也许正要往里搬——为了这样的套房我们在家具城里选购组合沙发、电视矮柜，茶几和席梦思，这些家具的尺寸像是为你的起居室而订做的一样——正如你的起居室是为你的三口之家而订做的。这样的家具与今天的占主导地位的核心家庭和标准住宅构成了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你在别人家中不用询问洗手间的方位。与此相对，《楠溪江畔古村落》和《徽州》为你提供的是另一种文化，一种显然正在消逝并因此而成为旅游者的猎奇物的文化：传统村落，市镇和民居对应着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的传统形式，其家庭理想是四世同堂五子登科，与之对应的家具则是全家围坐用餐的八仙桌，祭祀祖宗牌位的长案等无法见容于当代家居环境的器物。其社区理想是以家系为基础的亲密和睦的族群认同，由牌坊碑铭体现的严密的旌表和舆论监督体系，对教育和节日的重视，经过摄影术的过滤和文字的修饰，老房子的昏暗，漏雨和恶劣的卫生都已远离感官，它成为一种关于家的田园想象，执行着对公共生活沦丧的现代建筑文化的批评，宣泄了白领们对于自来水，抽水马桶，电视，公寓和一夫一妻制的厌倦。由其是当这种厌倦因其与人类学的爱好相似而显得非常有教养时，《楠溪江畔古村落》和《徽州》更绝对是高回报的投资，这两本书不会像楠溪江和徽州的那些老房子那样有价无市。
